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

九月来了，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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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回家，门铃一响就有人来开门，我正在诧异，还没放下包，儿子有些不好意思的说话了：“妈，我告诉你一个情况。”

我有些紧张，忙问：“啥情况？”

他故做无所谓的伸伸懒腰，快速的说：“我在网上接了一个临工。就是帮别人做网游策划。”

当然是喜事，忙说：“好啊，我儿能挣钱了。”

他又做无所谓状：“没有多少钱啦。就算我一个人做完，也不过几千块钱。”

我都来不及说更妥当的话：“可以了，几千块钱也不少了。能挣几千块钱多不容易啊。别要求太高了，慢慢来吧。”

看他蹦蹦跳跳的跑到电脑前哼着歌坐下，我也感到活力又回来了，轻松些了。

九月来了，我的压力也该减减了。

儿子自从高中毕业考试后就不再到学校了，没有高考的压力，他倒是轻松了。学了两个月游戏策划，到上海考察了培训机构，回来就说要自己先写一个策划案再说下一步打算。他每天在家只有固定的几件事：睡觉、电脑、吃饭、煮饭洗碗（偶而为之）。

自从高考结束，当家长的面对的社会压力就来了，不比高考压力小：有从小认识儿子的亲朋好友，不断打电话询问儿子的考试成绩和拟读学校，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的说明、解释 “儿子没参加高考、为何没参加高考、不读大学将来咋办”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为此，还可能得罪了一些亲朋好友：总有人不相信我儿子不高考的事实！

八月二十几号，高考录取的一段时间内，询问电话更是不断。早上七点多钟，我被电话铃声叫醒：

“喂，我是X X，你堂哥”。

我一看是外地电话：“我知道了，你好！”

“你家聪聪读那个大学啊？” （我儿小名聪聪）

我头都大了“他没参加高考，他不想读大学。”

“你啥意思嘛？还不告诉我、瞒着我唆？！”

“他真的没参加高考！”

“哪可能不高考呢？！你不告诉我就算了！”啪，电话挂了，只留下再也睡不着的我发呆。

过了一段时间，周围的人不得不接受也有人不高考的现实，开始同情我：他干啥呢？好象不高考、不读大学的人就啥也干不了。儿子知道我的压力，对我说：你就说我在家没干啥，有啥关系？他想得多简单。我这样一说，他们只有一个感觉“孩子被游戏害了，完了。”其深表同情之状，让我没法释怀。

网游之类的东西我不懂，但我知道并非只有害而无益，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不然这么多男女老少玩网游不都成自甘堕落的“坏人”了？我对自己不明白的东西也没法解释得清楚，别人有误解也正常。

后来每次朋友聚会，只要说到孩子上学读书的事，我就只有闭嘴。每次同学战友相聚回家就更加心中郁闷，无以排解。现如今，学生高考难，当不高考的学生家长更难。难在压力无处不在，却又没抓没挠。

好在，八月过去了，九月来了，该上大学的上学去了，不上大学的也无悬念了，总算安静一些。

从亨廷顿的‘我们是谁’ 到龙应台的‘北大谈梦’

翟石磊谈古论今

　　中国的文明不能仅靠意识形态的凝合，那样的力量是最脆弱的锁链；民族不能靠创新文化的凝合，那样的发展终将葬送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梦想。

　　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我们是谁？》，作者是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他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倒出”了他作为美国人的委屈，“倒出”了异质文化对其“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上帝选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腐蚀，也痛斥“异质低等文化”如伊斯兰（回教）文化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破坏。他痛斥了多元文化对美国文化认同的冲击，多语言存在对英语主导地位的撼动；他诉说着其作为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的崇高往事和无比痛心的未来。他整本书都是在论述美国的价值观、语言、宗教、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美国的自由、民主、平等，美国价值的普世性。他一直在怀疑其它文化的价值，怀疑移民和来自“亚非拉”那些不可教化、同化的低等移民。

　　亨廷顿到底想说什么？他是在叫卖他的美国中心论吗？他是在反思美国的文化身份焦虑吗？他是在尊重美国的自由平等民主观吗？似乎是。因为，他用了大篇幅的语言阐述；似乎又不是，因为他的反复的、啰嗦的论证，都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一种文化信仰，都是在吟唱其作为最后狂妄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卫道士的挽歌。全球化来了，中国人在平静中观望，这是个新事物；全球化来了，中国人在观望中渴望，这似乎孕育着中国这个古国文明的重生；全球化来了，美国人害怕？中国人庆幸？都不是吧。因为连亨廷顿先生都恐惧了，不管是否发自内心。

　　记得读了这本书后，我似乎体会到作者这样的思路：美国是一个基于美国信念而形成的想象共同体，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公民，不是因为他们的人种肤色，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恋，而是对美国价值的追求和信仰，是对美国的文化、英语、宗教（新教）的追随。美国的存在，美国国民性的存在必须要一个粘合剂，这不是来自内部的团结，而是来自外来敌人的威胁，是不断的制造矛盾、战争，在“霸道”中捍卫美国的“人道、天道”。

迷失自我身份的中国人

　　思罢美国，我开始审视中国。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是否该好好的反思自己：“我们是谁？”还有多少中国人的血性？生存在这片土地，为什么那么多的精英——商人、艺人、学人，还有追求党国利益至上的‘官人’都纷纷弃国而逃，誓死不当中国人了呢？民族的灵魂还有没有归宿？难道真的是孤魂野鬼？大陆的青年群体还有多少传统文化脉络的传承？似乎，除了对快餐式的网络文化的麻木消费，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或许只是茫然的无知和莫名的悲叹。

　　中华文化圈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的华人，又怎样的谱写中华文化的“鸿篇巨著”呢？失去了共同文化的信仰和追随，失去了文化血脉的凝聚和连贯，如何宣称自我的中国人身份？中国的文明不能仅靠意识形态的凝合，那样的力量是最脆弱的锁链；民族不能靠创新文化的凝合，那样的发展终将葬送共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梦想。“我们是谁？”

　　看了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从乡愁到美丽岛，心中感到十分震撼。大陆与台湾，在同一片天空下想象对方和曾经共有的记忆；在同床异梦的对话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拥有灿烂文明古国应有的尊严和自豪，我们似乎闻到了千年中华的桂香，触摸到了中华脉搏的强烈的搏动。龙应台的“中国梦”是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枷锁和历史的禁区，用人性、道德和作为中国人的良知编制而成的文化共鸣。她把中国梦视作图腾去崇拜和尊崇，这值得我们去敬佩和感叹。她以一个迷失文化身份的“中国湖南人”和“台湾人”的视角，展示了我们是多么的幼稚、无知、可笑。你是哪里人？这是多么简单和直接的问题，但到了她那里却成了如此的尴尬。

美国人自豪的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山巅之城”，是上帝选择了美利坚。他们的自信建构了他们共同的国民身份和文化信仰。而中国人呢？中国人又将如何告诉世人自己的国家、历史和人民？难道中国人非得通过战争和国家仇恨来凝聚力量？难道只有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才能让民族梦想觉醒？中国人该反思了，自己究竟是谁？因为中国人需要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是中国矿业大学教师

以老乡的名义和解

以老乡的名义—和解

黄某某为资阳雁江区一位木工，2008年底经工友引荐随家乡某建筑公司来成都郫县某农民安置房工地从事木工工作。

在一次施工过程中，黄某为抄近道，未按规定路线返回地面，不慎从高处跌落摔断了右腿。几位包工头立即将黄某送至医院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考虑到每天让包工头承担昂贵的住院费，黄某有些不好意思，加之黄某也觉得在医院呆着也实在无聊，便主动向包工头提出回家治疗康复。为此，几位包工头与黄某达成了办理出院手续和回家治疗康复的协议。

病情基本稳定后，黄某拿着9级伤残鉴定结论和双方达成的协议找到几位包工头。面对黄某提出的十多万元的各项赔偿要求，几位包工头感到十分诧异，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是黄某“不听招呼”才导致事故发生。事故发生后大家对黄某也“够意思了”，坚持1万元左右解决问题，而且认为黄某是“狮子大开口”，让他“超过1万元就去找公司” 。在与几位包工头一个多月毫无结果的协商后，黄某找到了公司。但公司态度更加坚决，让他“谁叫你干活，你就去找谁。”直至后来明确表示“再来公司胡搅蛮缠，将不客气了”。

这样，黄某在老家的公司和在郫县的包工头之间来回奔波了几个月。在争吵过程中确也因“不客气”与公司发生了言语和肢体冲突，闹得各方都精疲力竭，而谁都又不愿意通将争议提交慢长的仲裁甚至诉讼程序解决，大家都希望找一位各方都能认可的律师出面协调，尽快解决这一“倒霉事”。

了解到李光耀律师是成都资阳商会的法律顾问，各方都同意共同委托他出面协调，并明确表态“李律师咋说就咋办。”

考虑到各方都是老乡，无论是公司、包工头还是打工者，离乡背井，生活和发展，都相当不易。于是，李光耀律师给大家讲法律、更讲乡情，反复做各方的工作，终于使各方达成了谅解，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